财讯：国防大学教授杨育才：中日韩亟待深化公共安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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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作为公共安全和生物安全危机席卷全球，产生了负面影响，客观上还有另一面。 从疫情防控的需要出发，推进全球和地区的公共安全合作，开始建设具有地区乃至跨地区意义的安全合作机制。 在这方面，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具有代表性。

由于历史原因，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远远落后于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诉求。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因素在东亚地区的迅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外力干预和冷战惯性的影响下，国家间冷战遗留的敌我阵营显得模糊不清，地区内部恩怨未能得到较为有效的解决，有时上演新的矛盾冲突和政治安全分裂，成为统一的地区安全机制 时代要求打破旧格局，开创创新局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及其应对过程为深化安全合作和建立统一的区域安全机制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疫情危机推动了地区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共同面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和挑战。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与五大洲有关，在许多国家呈暴发之势，成为近几十年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实践表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任务的沉重性不是一个或多个国家能够完成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共同行动，才能更有效地控制疫情，最终摆脱危机。 对经济社会联系密切的地区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加强公共安全合作已经是必由之路，别无选择。

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合作实践来看，以前传承的安全地位呈下降趋势，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加强包括公共安全合作在内的非以前传承的安全合作是大势所趋。 即使个别国家顽固地反复进行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人为地加剧地区矛盾和国家间的冲突，也无法阻止以前流传的安全风险上升和以前流传的安全合作诉求越来越紧迫的大趋势。

此次新冠疫情的危机规模和严峻形势成为本世纪初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凸显以来的又一个节点，危机影响的广泛性和严重性使得完成量不断积累，很可能达到质变点。 在这次东亚地区，中国、韩国、日本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国家之间通过共同的危机和危机应对过程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带动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改善，有利于推动长期地区安全合作的建立。

从形成综合安全和共同安全的新时期诉求来看，抗击新冠疫情必然在全面非以前就迅速发展安全合作，推动整个地区安全体系的变化，推动新的安全体制的建立和淡化，旧的安全体制的重建。 所有符合本地区国家共同利益的因素都会保存下来，过时的、不利于本地区国家共同利益的因素最终被淘汰。 东亚各国之间有着最密切的经济、社会和历史联系，近代普遍完成民族国家构建以来，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地区共同利益的迅速发展要求他们面对共同的快速发展和安全挑战，组织属于本地区的一体化蓝图。 这个过程已经太长了，就这样，我们看到了此次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危机形势下地区国家之间实现了罕见的友好合作，所有国家都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抓住疫情发生的机遇，推进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 (杨育才) (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